吾球商业评论 然而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【绝没有冒犯的意思，但恒大歌舞团，让人不能不联想起“扬州廋马”/来自网络】 吾球商业地理： 许家印的坠落，是旧式商人宿命的当代重演。但我还是欣喜地看到了他的坠落——这至少证明：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，终究没有让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永远蒙混过关；法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，市场有它迟到却不会缺席的清算逻辑。 采写+主编/王千马 图片/网络 编制/大腰精+牛儿响叮当+咿呀丫 看今天的许家印，我总是想起清时徽商的江春—— 那盛极而衰、最终被命运碾为齑粉的落寞背影。 想当年，江春要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，两淮盐运使见到他都得礼让三分。乾隆皇帝下江南，他一人数次接驾，挥金如土，白银像流水一般泼洒在扬州瘦西湖畔，换来了“内务府奉宸苑卿”的顶戴花翎，并加授布政使衔、赏戴孔雀翎，也换来了旁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盐引专营之权。 其实不是江春一人如此，当年的徽商群体都很张狂。“扬州瘦马”就是徽商病态嗜好下的产物，那些被精心调教的少女，成了他们财富攀比与畸形占有欲的活体标签；扬州八怪也是被徽商给炒起来的，郑板桥的、金农的画案前，围坐的多是腰缠万贯的盐商，他们用银子堆出了艺术流派的声名，却也把文人风骨泡进了铜臭里。 当然，我觉得徽商也不是没眼光，他们喜欢的徐渭，还是证明自己的骨气——至少在那个时代，真正癫狂恣肆的才情，尚未完全被商业逻辑所吞没。 也正因如此，当今天我们安徽人说要传承徽商，我就觉得有些气短。不可否认，他们身上有着极具特色的闪光点，比如“徽骆驼”般的吃苦耐劳、宗族内部的抱团取暖、以及贾而好儒的文化执念；但是，他们和晋商一样，都是农耕文明下的产物：依附于权力，商业版图全靠盐引、织造等特许经营维系…… 所以当权力翻脸不认人时，他们的结局就很惨。 就像江春，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 年），两淮盐引案爆发，他作为两淮总商之首被牵连。最后虽得善终，但他的同乡后辈——胡雪岩，却在多年后，走了一条大起大落的路。 可若仅止于此，倒也罢了。他们有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没有现代意识。 有了钱，只知置房购地，把自己关进了深宅大院，最后像晋商一样，在时代大变局面前，墨守成规；或者奢侈消费，炒起了一片艺术泡沫，却从未想过将白银转化为产业资本，去触碰那些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器、技术与制度。 许家印何尝不是他们在当下的翻版？！ 恒大的万亿帝国，同样是踩着政策红利与银行杠杆起舞，建起的楼宇和当年的园林一样金碧辉煌，根基却同样脆弱得不堪一击。 前两天出去打羽毛球，碰见了好久不见的一位哥们。他跟我突然聊起许家印，有些疑惑地说，为什么前有贾跃亭，后有许家印，我们的晋商、豫商到底怎么了，怎么总在同一个坑里翻车，越大的老板反而越像赌徒？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？！ 有时我也觉得，他们实在“配不上”这个时代。社会的进步，让商人从“士农工商商为末业”中走了出来，也让众多企业家得以正名，甚至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位。像某军、某云一度都取代了公共知识分子，在讲台上口水横飞。记得前些年到机场，在各种书店里，前台都会有他们的影像，那“布道”式的笑容笃定而耀眼，俨然一副人生导师的模样，仿佛企业的成功就等于终极的真理。 我们也曾热爱过他们，追逐过他们。除了他们的“成功”够诱人，更重要的是， 在我们的希望里，这些尽享名声和地位的大商人，不仅能带领大家共富，而且能变成契约精神的传承者、法治底线的呵护者，以及社会责任的弘扬者。 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走得更长远。但也许他们跑得太快，忘了自己出发的初心——如今那些层出不穷的反面案例，却让我们在他们身上，依旧嗅出过去那沉朽的气息——那种“以权谋市、以市养权”的路径依赖，“上市”即“上岸”的投机逻辑，以及“富贵不还乡，有如锦衣夜行”的炫耀执念，穿越了百年时光，竟一点没变。 这样的局面，让商帮的现代化变得迫在眉睫——这种现代化，不是把办公室搬到CBD、把财报做成英文版，而是彻底斩断依附权力的脐带，建立基于法治、契约和现代公司治理的底层逻辑。 我在《盘活：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》（上海远东出版社2026年4月版）一书中，曾谈及儒商伦理，强调诚信、仁义、兼济天下的传统道义，它们曾一度支撑着中国的传统商业和商帮做强做大，但在今天，它又在哪里？ 尽管今天不再有人谈论它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依旧重要，只不过，它需要和当下的企业家精神相结合，从停留在乡贤祠堂牌匾上的显著字眼，转化为应对市场风险、激励技术突破、承担环境与社会责任的行动准则——否则，儒商伦理便会沦为一种自我标榜的装饰，而非真正的行动指南。 也许，儒企家该成为我们今天的选择。 那么，我们的儒企家又该是什么样子？ 他必得先有独立的人格，而不是权力的附庸。他得明白，商业的根基在市场，在契约，在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自由选择，而非某道御批、某顶红顶。江春们花百万两银子接驾，换来的不过是盐引特权，这种“风光”本质是跪着挣来的